为什么社会学本土化要窄化对周晓虹教授的几点_知识文库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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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社会学本土化要窄化对周晓虹教授的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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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在《探索与争鸣》（2018年第10期）上发表了《社会学本土化是伪问题吗？——与谢宇商榷》一文后，我没有想过再继续写此方面的争论性文章，或许是因为我在社会学本土化的“窄化”方面还有很多具体研究工作要做吧，自然没有精力来思考“道路”或“方向”上的“大问题”。坦率地讲，这也非我所长。后因周晓虹教授在《社会学研究》（2020年第1期）上发表了《社会学本土化：狭义或广义，伪问题或真现实——兼与谢宇和翟学伟两位教授商榷》（以下简称“周文”），并在一些学术会议上做过相关演讲且在微信群中流传，又听他转告亦有重要期刊准备转载，考虑到此文已经或又将拥有更多读者和听众，我就动了再啰唆几句的念头。显然，如果我不回答其中的一些论断，商榷也就成了独角戏。另一个还想多说几句的动因是自我的论文发出后，又跟进了一些相关讨论，比如有学者乐观地认为，本土化是“不是问题的问题”，①我也借此回答，“不是问题的问题，为什么会成为问题？”以及为什么当这些问题解决之后，中国社会学缺乏主体性②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看起来，相关讨论的侧重点各不相同，但都不约而同地回到了此文想阐述的基本观点上。此时，再做些延伸性讨论已必不可少，否则让一些观点就这么过去，会导致沉醉于此的人多过投身其中的人。特别是周晓虹本人见到我，也提及希望能看到我的回应。

一、“心理学化”的说法不成立

在这里，我想先具体回应周文中批评我的几处，然后从此展开对他及其他相关观点的不同看法。

首先，我想说明一下我的学术处境以及周文对我学术研究的归属问题。他认为，我的本土化是“心理学化”的。我认为这个判断是不成立的。在我求学的道路、所学过的专业及所受的学术训练中，不曾有过心理学的专业训练。我承认，在当年报考南开大学社会学系研究生班时，我的确考过心理学这门课程，但这是考试科目之一，当然会复习到《心理学概论》之类的书籍，但自考上后因为所学专业是社会学，自然没有可能受过此方面的进一步熏陶。或者说，如果我把写过的一些学术论文拿给心理学专业人士看的话，无论从视角、路数、方法乃至于写作格式上都很难得到他们的认可。说得再直白一点，我的论文在心理学专业类的杂志上是发不出来的。庆幸的是，由于某种特定的机缘，大家都想共同讨论“本土化问题”，那么我对包括心理学在内的（即所谓社会与行为科学）本土化阐述也会收录在相关的刊物和书籍中。也许，他的意思不在于此，而是认为我因为上过一期杨国枢等台湾地区的教授在大陆开办的社会心理学暑期班，便可以说明我是心理学化的，但这点我也不认可，因为他自己也早于我上过这个班，为什么他没有窄化，而我就窄化了。我猜测他还有一个理由是我因为和台湾地区部分心理学家一直有学术交流，所以很容易心理学化，这点还是不能成立，因为台港地区的社会与行为科学本土化不只是心理学家在推动，还有不少其他学科学者的参与，比如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或者一些人文学科等，包括周文中提及的台港地区本土化言论也有不少出自非心理学家。为什么不能是我只对“本土化”的议题感兴趣，而一定要判断我对“心理学的本土化”感兴趣？或许他还有一些证明，比如我是台湾《本土心理学研究》的编委，还当过南京大学心理学系的主任。作为前者，该杂志的编委会中也有社会学学者，乃至其他学科的学者；至于后者，也是在他当院长时希望我能出任第一任系主任，等待从事心理学专业的学者就位，我就可以退出。可见这是他的工作安排，而非我的研究专长。所以平心而论，如果说我有心理学化的倾向，也不应该由他来做这一判定，而应该是我本人希望能被中国心理学界接纳。可我知道这不现实，因为那是一种“很高级”的科学，崇尚那个学科的学者们大都埋首于手上的各种实验和数据分析，抑或正在编制各种量表，我是学不来的。当然，作为一个旁观者，我也对其中的一些研究方式、方法有些外行的见解。

我为什么要把此一问题讨论得这么琐碎？其实，琐碎中隐藏着我后面要讨论到的关键问题：一是由本土化研究引发的“问题意识”已经使我并不在意我的学科归属了，二是研究人情、面子和关系究竟意味着什么。如果说这里可以先给出一个结论性的看法，那就是我不同意研究人情、面子和关系等是一个心理学化的方向，甚至这样的观点会使社会学忽略它们的重要性。当然，周文中也提到了微观社会学。这点我比较认可，至少可以先确定这是一个微观社会学的领域（是不是真的微观，我下文还要讨论）。那么，为什么微观社会学的本土化很重要呢？从以往我们学习西方社会学理论及历史来看，我发现微观社会学更容易产生真正被认可的社会学理论。这不是一个需要争论的问题，而是事实。每一个学习过西方社会学理论的人都可以清楚地看到，社会学知识体系中相对经典的理论大多集中在微观社会学。当然，我们也会学习到几个宏观理论，但除了马克思所奠定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关系的理论框架外，其他相关理论都未能成为其理论知识中的中坚，比如达伦多夫（Ralf ）的冲突论建立于对结构-功能主义的反对之上，谈不上多少建树，反倒是因为科塞（Lewis Coser）将其微观化了，才更受学习者的青睐；再如，帕森斯（）的结构-功能主义几乎被抛弃，经其弟子默顿（Robert K.Merton）将其下降为中层理论后才得以继承，这也是微观化的一个表现，更不要说大家耳熟能详的理解社会学、符号互动论、交换理论、戏剧理论以及近来被中国社会学关注到且大加套用的社会网络理论等，都是我们学习西方社会学理论的重点。为什么要学习这些微观理论，因为社会学理论的搭建基础往往是从微观开始的。布劳（Peter M.Blau）也许是一个同时跨越了微观与宏观的社会学大家，但是他的宏观社会学理论也是从自己所建立的交换理论开始的。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