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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确定的科学：设计对知识的潜在贡献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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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这样的失败不仅仅是应用上。失败的并不是“方法”本身。（Jones坚持认为“想象一种有可能改变工业生活的模式，而不使用集体语言来取代和公开现在专
这样的失败不仅仅是应用上。失败的并不是“方法”本身。（Jones坚持认为“想象一种有可能改变工业生活的模式，而不使用集体语言来取代和公开现在专业设计师和规划师思考的想法是极其天真的”（Jones, 32））隐藏在这些失败背后，是更深层次的理论上的缺乏。比如，关于人与物质之间关系的，或是设计如何介入其中的相关合适模型。换句话说，这是一种能力的缺乏，一种将技术、物和人之间两种或者三种关系得以完整构建的能力。后者的问题不仅仅是有关于经济驱动型技术的主导性，更是构建完整理论模型的能力的缺乏所导致的后果。
这仅仅是众多复杂问题中的其中一例。但是，不管是在设计实践中还是在大学教育中，对于构建设计方法论模型的能力的缺乏都明显已经将设计的脆弱程度提升了几个级别。可能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样的结果催生了怀疑论，认为设计本身可以看作是某一研究目标。这就当然会导致人们对于设计实践或者对于设计本身作为一个研究活动的怀疑。这种怀疑一定程度上为我们提供了一种不曾考虑到的平衡，认为设计实践活动是一种“自然性”的研究，而我们就需要寻找到一些指引这些活动的原则。对于这样的说法，在Cross的文章中有所体现（也可参考Archer,1995,10）:
“我当然可以分清设计工作和研究工作之间的区别。在早期的文章中，我早已提出‘我看不出那些正常的工作怎么可以被当成研究， 研究的定义应该是从自然界或者人工世界中提取知识，并以可用的形式运用到其他领域。’这并不意味着设计活动必须从设计博士的学习中脱离出来，而是说设计从业人员必须要对其实践有所反馈和交流。” (Cross, 2)
Bruce Archer使用了一个略微不同的研究方式，将由设计催生的研究归纳到行为研究，这种观点更加接近。
“研究活动贯穿于实践者的整个实践过程中时，研究就会变得有趣。有一些情况有最好或唯一的方法来阐明命题,一个原则,一个材料,一个过程或试图构建一些东西的函数,又或者是制定一些东西、探索、体现或测试(行为研究)产生的见解。在一个世纪甚至更长的时间内，为他们提供已经非常先进的思考的原材料,例如,医疗,农业,环境研究和法律。(Archer,1995,11、12)。”
虽然他提醒到“行为研究很少可以达到严格意义上的客观”此外,他补充说,行为研究几乎总是“情况特殊”，情况特殊让我们意识到其调查结果只适用于具体行为发生的特定地点、时间、人员和环境。（Archer, 1995, 11-12）
两种说法都很有趣，都以不同的方式说明，把实践作为研究所遇到的困难，并描述了将实践作为研究需要满足的条件。但是，两种表述都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问题不在于设计实践不等于研究，而是在于实践从最开始就不是以知识作为其目的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设计活动就不能成为知识。重点是，为了让实践变得具有知识产出性，原来一步到位的设计程序需要分成两步：制定(或训练),另外,作为第二阶段,批判性反思、翻译和分析,制定实践知识。
这种知识的转化是很重要的。不仅仅是因为这是将研究转化进知识中以符合Cross对于研究的最宽松的标准，而且也符合Archer使转换位置限制的行动或选择更高层次的研究——但是，创造知识，创造设计知识是将知识应用到设计中。
当然，对于转化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高层次的设计认知模式。转化的目标是什么?很明显，如果我们有转化的方法，那么自然的规律就会得到合理的转化。这个问题也是本论文中所存在的问题。我们已经看到，设计博士所面临的问题与设计实践所面临的问题相似，并且现在反过来与怎样研究这些问题是相似的。所有这些问题都有很高的模型要求，通过对设计行为以及设计人造物的思考来思考设计是什么。问题是，这些知识从哪里来？我们在这里讨论的知识又是什么形式的？
我们在这里解决的其中一个因素是解释。《策略研究》提出，我们正在走向解释的路上。对研究的模型的要求越高，对解释的要求也会越高。这就很容易看到这样的变化像是偏向科学性的变化。毕竟，科学对事物具有精确的解释：
“可以观察到什么?事件可以记录什么?这或者其他事件是如何进行呢?这样或那样的原因是什么?科学的作用是提供不断更新的科学解释。特别是在越来越广阔的学科领域中，为其提供新的知识，这就是预言的力量（Archer, 1995, 7）。
然而，问题是，将科学作为预言的模型是倒退回运用“高要求”的模型，然后再次回到隐喻化的问题上，我们该怎样摆脱这个问题呢？
文章来源：《知识文库》 网址: http://www.zswkbjb.cn/qikandaodu/2021/0210/558.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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