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泽谕吉的近代观在日本近代公共图书馆事业中(4)

作者:网站采编
关键词:
摘要：明治五年(1872)发布的《集书公司总则》，以西方的通常做法作为集书院运营的依据[19]： 在西洋各文明国家的城市中都设有文库，称之为“bibliotek”，其馆

明治五年(1872)发布的《集书公司总则》，以西方的通常做法作为集书院运营的依据[19]：

在西洋各文明国家的城市中都设有文库，称之为“bibliotek”，其馆藏范围从日用书籍图画到古籍珍本皆有，收藏各国的书籍，以供人们随意浏览阅读。

从主办方来看，集书院应属于私立机构，但也存在民间力量与政府协作的成分。依具体计划来看，集书院以书商与政府配合，通过借书屋的方式首先解决馆藏问题，并在京都府推进派的支持下，在馆藏发展、公司建立等方面得到政府的支持。值得一提的是，集书院建立的初衷就是建立京都府的公共图书馆[20]。集书院基本上是依照福泽谕吉在《西洋事情》中所描述的西方公共图书馆的基本形态建立的，是福泽谕吉的近代观较为集中的体现。

4.2 近代中后期日本图书馆事业的发展

自1880年前后起，日本逐渐从由幕府末期到明治初期的文明开化的浪潮中抽身而出，在全盘西化的尝试中，照搬西方社会的种种近代制度与日本未经历“近代化”却自上而下建立起 “近代国家”之间的矛盾日渐突出。在这种“不适用”造成的矛盾之下，经历了西方文明压制的日本精神与自我意识从社会的方方面面渗透出来，国粹主义、自由民权运动与皇权至上成为这一阶段社会思想的主流。在这种新的客观约束力中，依据西方经验照搬而来的公共图书馆逐渐被塑造成适应于日本社会的形态。福泽谕吉所主张的民族主义的基本立场也发展到了国粹主义的阶段，公共图书馆成为“思想善导”的工具，被纳入社会教育体系之中。

4.2.1 公共图书馆的社会教育定位

在日本近代教育的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始终将图书馆作为社会教育的组成机构，这与日本近代效仿欧美国家建立教育制度的做法有关。欧美诸国早期建立的社会教育机构中，图书馆和博物馆等基本上都是私立机构，不对其进行法律规定，并且大多未得到政府的资助与支配。因此，明治政府虽然要求建立图书馆和博物馆等具有近代特征的社会教育机构，将其作为文明开化的组成部分，但是并没有立即将其纳入教育行政的直接管辖范围之中[21]。

随后，以田中不二麻吕随岩仓使节团出访为契机，田中在《理事功程》中对图书馆的教育功能进行了深入的剖析，而日本于明治十二年(1879)颁布的《教育令》第一条就提出开设“书籍馆”[22]，这些因素成为公共图书馆被纳入社会教育范畴的直接原因。

公共图书馆被纳入社会教育体系之中，一方面体现了日本社会对公共图书馆教育职能的认可，另一方面也为公共图书馆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小的外部环境，使其在事业的发展和思想的延伸方面受到“社会教育”划定的外延的影响。日本近代社会教育作为学校教育的补充而立足，以提升社会成员的基本素质为主要内容，因此在经历了文明开化后的日本近代，在国粹主义极端化发展的历史进程中，不可避免地从“文明开化”的利器转而成为“思想善导”的工具。

4.2.2 思想善导功能的强化

近代中后期，公共图书馆的社会功能从文明开化转变为满足新的社会需求。在日俄战争结束后，社会教育展现出日益明显的重要性，进而，作为社会教育机构的图书馆所发挥的作用也变得极为重要[23]。里田武夫指出，公共图书馆在社会教育中发挥的作用除了“国民思想的健全化”之外，也包含着一些积极的内容[23]，但“国民思想的健全化”无疑是其中的主流。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建立起来的社会教育与栖身于其中的公共图书馆都不可摆脱其外围的、统治阶层的需要，因为这一需要才是促使两者得以产生和发展的决定因素。石井敦在《日本近代公共图书馆史的研究》中也提出了日本近代公共图书馆发展结果与主导力量之间的关系[24]：

一般而言，在资本主义的上升期，图书馆的发展在健全的资产阶级(市民阶级)*原文为ブルジョ アジー，对应法语“bourgeoisie”，中文对应为“资产阶级”，日语中还有“市民阶級”的含义。的指导下得已推进。但是如日本这般基本不存在“健全的”资产阶级(市民阶级)的国家中，图书馆必然转化为支持教化政策的机构，从而导致民众的反抗，最终成为形同虚设的慈善机构。

在日本近代建立而成的公共图书馆与日本自上而下的近代性如出一辙，在行政管理与规则方面受到统治阶层意志的约束与左右。这也是福泽谕吉的民族主义发展到近代中后期的国粹主义的体现。

文章来源：《知识文库》 网址: http://www.zswkbjb.cn/qikandaodu/2021/0730/1599.html

上一篇：记张光华先生与湖湘文库二三事
下一篇：贵州文库古为今用助推文化强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