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化有根斯文有脉江苏文库文献编前言(2)_知识文库杂志社投稿_期刊论文发表|版面费|电话|编辑部|论文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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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化有根斯文有脉江苏文库文献编前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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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经补注》提要书影

在政治与文化方面，六朝是典型的贵族社会。这时期的贵族，主要包括三个部分：皇室贵族、自北方南下的士族（简称侨姓）、南方吴郡的士族（简称吴姓）。这些贵族以及以这些贵族为中心而形成的贵游文士集团，是这一时期文化传承与创造的核心力量。六朝皇族之中，除了东晋司马氏是南渡的北方人，其他五朝皇室都是江南人。其中，孙权是吴郡富春（今浙江杭州富阳区）人，陈朝皇室陈氏是吴兴长城（今浙江吴兴）人，另外三朝君主都是在江苏生长起来的：宋高祖刘裕的祖籍是彭城（今江苏徐州），生长于晋陵郡丹徒县京口里（今镇江）；齐、梁二朝皇室萧氏都是南兰陵（今江苏武进）人。刘宋皇帝与宗室中，颇有能文之士，如宋孝武帝刘骏、临川王刘义庆、南平王刘铄等。齐、梁两朝宗室对于文化学术的兴趣和热情尤其高涨，齐竟陵王萧子良在西邸招集文学之士萧衍、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等人，讲论文义，时号“竟陵八友”。梁武帝及其三子昭明太子萧统、梁简文帝萧纲、梁元帝萧绎，都好读书、藏书、著书，在文化学术上有很高的天分，并且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以琅琊王氏和陈郡谢氏为代表的侨姓士族，以及以朱、张、顾、陆为代表的吴姓士族，都为六朝文化史贡献了许多精英人物。这些精英人物的成长，一方面有赖于其家族内部优越的文化环境和父兄指导，另一方面则有赖于其世代相传的知识和图书资源。以陈郡谢氏为例，谢灵运自幼好学，参加以谢混为中心的谢氏家族内部的“乌衣之游”，与叔伯兄弟辈朝夕共游，在良好的文化环境中薰陶成长，又曾任刘宋王朝的秘书监，编撰当时宫廷藏书目录，得以博览群书，开阔眼界。再以吴郡陆氏为例，六朝人才辈出，南朝萧齐年间的陆澄好学博览，行坐手不释卷，其家中有藏书万余卷，故记诵甚博，著述良多。总之，这些贵族家庭得天独厚的条件，其子弟中往往颖脱出很多青年才俊，诞生了很多文学家、艺术家和学问家，是造就六朝文化辉煌的主要力量。六朝是一个泛文学时代，各体文字皆讲究文学美感，诗赋二体尤其绚烂至极。魏晋之间，玄学独盛，开拓了时人思维的深度与广度。齐梁之间，“经史弥盛”（《隋书·经籍志》）。总之，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在六朝时代都有了长足发展，《后汉书》《宋书》《南齐书》《金楼子》《文选》《文心雕龙》《世说新语》等文化名著应运而生。这些名著不仅烙上了时代的印记，也不可避免地融入了江南地域文化的特质。

在图书文献整理传承方面，六朝时代主要贯串着两条线索。一条是文献存毁和聚散的线索。一方面是各种天灾和历次战乱，带来大大小小的“书厄”，造成图书的损毁散佚；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搜聚抄藏，朝廷和民间图书数量持续增长。刘裕攻克长安，收聚后秦图籍，共有五经子史四千卷。侯景之乱后，建康文德殿图书仍有七万余卷，可见其时江南图书搜聚典藏之一斑。555 年，梁元帝萧绎被围困于江陵，他无法接受政治失败、王朝覆亡的命运，走投无路，伤心至极，将数量达十四万卷之多的皇室藏书付之一炬，造成了无可弥补的文献浩劫。这些图书是自六朝以来经过千辛万苦积聚起来的，刚从建康运到江陵不久，竟毁于一旦，令人叹息！另一条是文献整理的线索。晋安帝元兴二年（403），桓玄代晋自立，曾下令以纸张取代竹简，作为书写和书籍收藏的主要载体。这说明当时纸已广泛流传，为文献生产及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从五世纪开始，书籍史正式进入纸本时代。这是文献传承史上一个重要事件。另一方面，东晋李充编定《晋元帝四部书目》，他在西晋荀勗《中经新簿》提出的甲乙丙丁四部分类体系的基础上，调整乙丙（子史）两部的次序。在李充之后，南齐王俭《七志》和萧梁阮孝绪《七录》皆采用七分法，《七志》仍然基本延续《七略》和《汉书·艺文志》中的分类体系，但阮孝绪《七录》分内外两篇，其内篇五录依次为经典、记传、子兵、文集和技术，前四录相当于经、史、子、集，与四部分法颇有相通之处。以经、史、子、集标目的四部分类体系，由唐初的《隋书·经籍志》确立，被唐宋诸家书目所继承，并在清代中叶的《四库全书总目》中得以完善，成为中国古典文献学中最为正统的图书分类体系，影响深远，直至今日。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晋元帝是晋室南渡的第一个皇帝，李充是在东晋首都建康为晋元帝整理宫廷藏书时确立经、史、子、集四部分类序次的。这一分类体系植根于东晋初年的文献传承现状，从新的图书整理与知识管理角度出发，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提供了坚实的学术支撑。这是江苏这片土地对于中国文化传承作出的又一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