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社会学本土化要窄化对周晓虹教授的几点(2)_知识文库杂志社投稿

一、来稿必须是作者独立取得的原创性学术研究成果，来稿的文字复制比（相似度或重复率）必须低于用稿标准，引用部分文字的要在参考文献中注明；署名和作者单位无误，未曾以任何形式用任何文种在国内外公开发表过；未一稿多投。二、来稿除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之外，不侵犯任何版权或损害第三方的任何其他权利。如果20天后未收到本刊的录用通知，可自行处理(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三、来稿经审阅通过，编辑部会将修改意见反馈给您，您应在收到通知7天内提交修改稿。作者享有引用和复制该文的权利及著作权法的其它权利。四、一般来说，4500字（电脑WORD统计，图表另计）以下的文章，不能说清问题，很难保证学术质量，本刊恕不受理。五、论文格式及要素：标题、作者、工作单位全称(院系处室)、摘要、关键词、正文、注释、参考文献(遵从国家标准：GB\T7714-2005，点击查看参考文献格式示例)、作者简介(100字内)、联系方式(通信地址、邮编、电话、电子信箱)。六、处理流程：（1）通过电子邮件将稿件发到我刊唯一投稿信箱（2）我刊初审周期为2－3个工作日，请在投稿3天后查看您的邮箱，收阅我们的审稿回复或用稿通知；若30天内没有收到我们的回复，稿件可自行处理。（3）按用稿通知上的要求办理相关手续后，稿件将进入出版程序。（4）杂志出刊后，我们会按照您提供的地址免费奉寄样刊。七、凡向文教资料杂志社投稿者均被视为接受如下声明：（1）稿件必须是作者本人独立完成的，属原创作品（包括翻译），杜绝抄袭行为，严禁学术腐败现象，严格学术不端检测，如发现系抄袭作品并由此引起的一切责任均由作者本人承担，本刊不承担任何民事连带责任。（2）本刊发表的所有文章，除另有说明外，只代表作者本人的观点，不代表本刊观点。由此引发的任何纠纷和争议本刊不受任何牵连。（3）本刊拥有自主编辑权，但仅限于不违背作者原意的技术性调整。如必须进行重大改动的，编辑部有义务告知作者，或由作者授权编辑修改，或提出意见由作者自己修改。（4）作品在《文教资料》发表后，作者同意其电子版同时发布在文教资料杂志社官方网上。（5）作者同意将其拥有的对其论文的汇编权、翻译权、印刷版和电子版的复制权、网络传播权、发行权等权利在世界范围内无限期转让给《文教资料》杂志社。本刊在与国内外文献数据库或检索系统进行交流合作时，不再征询作者意见，并且不再支付稿酬。九、特别欢迎用电子文档投稿，或邮寄编辑部,勿邮寄私人，以免延误稿件处理时间。

为什么社会学本土化要窄化对周晓虹教授的几点(2)

作者:

关键词:

摘要：

回到一个更加一般性的问题上来，讨论本土化为什么非要谈理论问题呢？这就涉及周文对我的第二个“窄化”含义的批评了，我想这才是正题，就是我的社会学本土化观点是希望将其限定于“学理”方面。是的，我上一篇是这个意思，现在还是这个意思。我坚持认为社会学本土化在此方面的确需要窄化。这涉及一个比较重要的议题，即当产生于西方的社会科学进入中国之后，我们如何定义社会科学的本土化。

二、本土化不是历史过程与事件，而是学理上的提升

依照周文引用的在他看来重要的几个人物的观点，我也同样想讨论一下。

比如，孙本文和吴文藻是如何讨论社会学的中国化的呢？我不翻阅更多的材料，就周文给出的原话是，他们关注“这一外来的知识体系是否具备说明中国社会的可靠性即解决中国问题的有效性”④，好吧，我这里对这一关注给出两种可能的答案。一种是具备说明。既然具备，那么不就可以直接照搬外来的社会学了吗？但他们提倡了“中国化”，说明不具备。好，问题来了，不具备怎么办？这就是本土化持续争论的焦点，比如是修订，还是改良，还是创新，是类比于自然科学那样，不承认有什么中国的社会学，还是重视社会科学自身的特点，同意有各个不同地方的社会学⑤等。

很多时候，学者在此争论中，会以吴文藻当年所建立的人类学中国派为例，那么我们需要思考的是为什么人类学可以做到，社会学不可以。我想其间的原因之一，就是人类学的研究不受现成的理论左右，更不考虑什么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或者直接说，人类学就是考察特殊性的。如果各个不同社会和民族地区的文化都是一样的，那么人类学这个学科也就没有意义了。所以，人类学只强调直接进入田野考察，其存在的价值就是更多地展示不同的具体的文化形态。那么毫无疑问，中国文化有自己的形态，而且还有各民族的多种形态，如果研究得好，自然会有中国学派。可见，人类学家从田野调查或当地口传及历史文献中提炼出一种契合当地的文化学派或者理论模式是完全可能的。比如费孝通的“差序格局”，就是他在乡土中国的考察中，结合了儒家思想（当然受到潘光旦对“伦”研究的启发）提出来的，⑥而没有拘泥于当时已经可以使用的什么西方人类学或社会学理论，具体而言，也没有在“内群体”和“外群体”的概念区分中打转转。如果那个时候费孝通依赖于群体的内外之分来解读中国乡土社会，差序格局也就提不出来了。如果说差序格局的概念建构是一个很好的社会学中国化的例子，那我有部分的理由认为，它因摆脱了西方理论并脱颖而出，正是中国社会学研究沾了人类学研究的光。即使我们此时坚决认定费孝通是社会学家，也没有关系。我下面还要继续讨论这个问题。

再来看一看在民国时期一些社会科学家们发起的“乡村建设运动”。乡村建设运动算不算社会学的本土化实践，可以存疑。以梁漱溟在《乡村建设大意》（1936）⑦中对其含义的总结来看，这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与我们今天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以及脱贫攻坚的含义很接近，只能说有社会学方面的参与性实践，但不完全是社会学家的事情。不过，就算社会学家参与的那一部分也要运用社会学知识指导和解决中国问题，也说得通，只是这样被当成本土化的事迹给我们带来的知识点在哪里呢？如果说也有，那么我们一方面就需要从事这些运动的学者本人提供一些由此而生的知识性内容，比如费孝通在《乡土重建》中发现了“双轨政治”，⑧另一方面也需要今日社会学家再从中提炼出一些本土知识点来，比如渠敬东写出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双轨治理体系——封建与郡县之辨》，⑨这就是学理上的工作了，而不只是叙述这场运动本身。如果作为一个事迹就算成本土化，那么的确如周文提及的，我们可以算上社会学是如何进入中国的，何时进入高等教育的课程体系中的，有哪些学者为之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以及南北方的社会学学会如何成立又如何办刊的之类。但显然这些离本土化的讨论还有很大的距离。

“广义”意义上的社会学本土化步入改革开放以来，周文重点提到了金耀基和费孝通。他引用的金耀基原话是：“社会学中国化至少含有两个不同的层次的意义：一是指建立中国的社会学，即要赋予社会学以特殊的中国的性格；二是指使社会学充分地在中国发展，使它与中国的社会发生关系，为中国所用，在中国生根。”⑩我找来金文阅读后，得知他重点表达的意思是第一种。而第一种含义主要是知识论的讨论，其文章列举了社会学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上的区别，普遍性与特殊性问题以及目前已经形成的多种典范，但没有告诉我们中国社会学的典范是什么，此文只暗示在中国社会学中产生典范是可能的。比如，他在结尾处说的一句话是“在中国的社会学虽然不必会出现一种‘中国社会学’，但中国社会学者所从事的社会学研究将无可避免的会多少反映中国的文化社会的性格。在这个特定意义下，‘社会学中国化’是可能的，也是必然的”11。我想，这里的社会学本土化的性格正如此文的副标题（“一个社会学知识论的问题”）一样明显是指学理上的，而反衬出第二个含义也许未必是学理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