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社会学本土化要窄化对周晓虹教授的几点(4)_知识文库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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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社会学本土化要窄化对周晓虹教授的几点(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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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晚清到民国，中国政府开始派遣留学生前往欧美甚或有一批自费生前往日本学习西学知识体系。他们学成归来后的历史使命不单是要在课堂上加以传授，还有一个如何依靠这个新学重新认识中国，解决中国实际的问题。在此期间，学者们的困惑在于他们年幼时大都受过中国传统蒙学的教育，乃至背诵过四书五经，现在需要转换思路，以一种新的学科视角来重新看待现实世界。可以说，其欣喜远大于疑惑。在当时的学术界，新学压倒了旧学，即使儒家学统的维护者面对西学的势头也在那个时期被冠名为新儒学，其含义中有与西方文明对话的含义。回看梁启超、章太炎、蔡元培、王国维、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傅斯年、冯友兰、陈寅恪、吴文藻、李安宅、潘光旦等学者的文章，便可以窥视出当时一大批学者都受到了洗礼。虽然他们的学术领域各不相同，但都强烈地表现出要用一种不同于传统学术的思路来重新认识中国人文，并重新梳理和研究自己的社会、经济与文化。但80 年代以来所倡导的社会与行为科学中国化则少有这样的问题（或者说“西学中用”已经得到了大多数学人的认可，纯粹意义上的旧学几近消亡，比如现在不用哲学，而只用经学谈儒道的人极少，也不可能不认可社会科学的重要性）。这一时期的学者们从小便开始接受西方教育（即接受学校正规的西学教育，而非私塾教育），后来又考入大学接受了相关学科的系统学习和训练，然后再去欧美深造回国从事教学科研。他们此时面对的不再是原来那种学成归来只图一试身手或者大展宏图的冲动，而是深切感受到了西方社会知识体系与中国人的社会生活之间是“两张皮”，也就是看到了他们一直信奉的学术思想和方法论及其由此而生的理论概念及具体研究操作，都没有说清楚自己的社会和人的问题。他们的研究是跟随西方走的，是西方对什么感兴趣，他们就跟着对什么感兴趣；西方学术讨论什么，他们就跟着讨论什么；西方人用什么理论，他们就用什么理论；西方人做什么课题，他们就做什么课题；西方人提出什么假设，他们就忙着验证什么假设。几十年下来，他们对当地人的生活模式及其内在机理依然混沌不清。这不是说他们对自己的生活处境不清楚，他们作为此种社会文化中的一员，当然知道如何过好中国人的日子，如何与中国人打交道，如何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但一回到学术中，这些熟悉的东西就统统消失了，他们回到自己所坚守的那些理论方法和学术话语中去了，亦步亦趋地跟着西方学术前行。为此，本土化不是像有些人理解的那样，想另起炉灶搞一套自己的学科，比如强调中国社会学，以区别其他国家的社会学，也不是确立自己的独特之处。这些认识都是从学科层面向下看到的“不合理”，而真正的问题是每一个社会文化中的研究者都可以从本土收集到的资料来提出问题、研究问题，最终也成为社会学知识体系中的一部分。由此觉悟，他们产生了焦虑。此时，他们对自己曾经坚信不疑的知识体系产生了动摇，换句话说，他们这个时候关注的不再是如何理论联系实际，或者如何应用、服务于自己社会的问题，而是因平生所学与现实的落差，对知识再生产本身产生了疑问。于是，如何摆脱西方中心的研究思维、理论框架乃至方法上的束缚，从自己的社会与文化中提出现实和理论问题，成为其本土化的基本点。最终，他们打算通过改变研究策略，对原本那些理所当然的知识进行挑战、修改乃至走出自己的学术道路。17

我这里还想顺带说一下的是，我当然同意“多元化的普遍主义”的说法。本文前面已经提到了社会学中的多元典范，如果普遍主义不是多元化的，那么我们为什么会学习那么多西方社会学理论？难道我前面列举的社会学流派中还会区分普遍主义和特殊主义？以及我们为什么要讨论实证主义社会学与非实证主义社会学？我们为什么不在坚持“实证主义”的同时肃清“非实证主义”的社会学？为什么不在对美国社会学知识体系感兴趣后对法国、德国等社会学思想进行清算？正是因为普遍性也是多元的。我的问题不在这里。我的问题是中国历史、学术、思想和现实也给我们提供了丰富而宝贵的资料，为什么在这些多元性的普遍主义中没有中国社会学家的贡献？我不认为做了本土化研究，就远离了普遍主义，就特殊了，就背离了社会学原本想建立的知识体系。从近来国内发表的一些论文来看，对于本土化的疑虑，有很大一部分还来自于好像赞成了本土化，普遍主义就削弱了，或者没有了，就出现了“特殊论”“特色论”或“中国例外论”。虽然他们长篇大论地反复论证普遍性是多么的重要，但我想问的是，那些不做本土化的学者为普遍性研究做了什么？同样的问题还是我们的知识贡献在哪里？我们说来说去，说的还是一个老问题：普遍性的研究不是西方社会学研究的专利，如果我们在这一点上达成共识，那么赞不赞成本土化是无所谓的，但请同样做出成绩（这是我对一些身居海外的杰出的中国社会学家表示敬意的地方）。为此，我们能不能辟出另一个讨论区域，看一看这些欢呼普遍主义的学者自己如何提供了一些普遍主义的成果，而不仅仅是因为习惯了照搬他人的理论，就坚守他所认定的普遍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