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社会学本土化要窄化对周晓虹教授的几点(3)_知识文库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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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社会学本土化要窄化对周晓虹教授的几点(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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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里先回到第一层含义上来，如果我们想赋予中国社会学中国化的“性格”，该如何做呢？一旦实施起来，那面临的知识搭建工作是很复杂的，比如引进、翻译、培养、课程设置等，但这些复杂最终是要回到学理上去的。比如，在已有的多元典范中如何建立源自中国文化社会性格的典范？自本土化（中国化）问题提出的半个多世纪以来，包括今天依然带出来的那么多争论，且不说典范这么高级的问题，就是要不要这个典范都争论不休。如果最终真的形成了某种典范，会不会是谢立中所谓的“强本土化”的，进而给出的结论是这条路“走不通”12（尽管他没有把我当成“强本土化”的人，但我依然认为这条路也可以走，或许本没有什么本土化的强弱之分）。再来看金耀基的第二层含义，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本土化的广义，但这个“广义”在实践中是完全可以脱离第一层含义而成立的，因为我们有充分的理由说，现成的西方社会学一样可以在中国长足发展，一样可以为中国所用，一样可以生根（所以许多人认为本土化没意义，是多余的）。不就是培养一批又一批坚定认为社会学就是社会学，没有必要本土化，只要把方法学好，走入中国田野，多做些调查，多取得一些数据的学者？难道这些不都是社会学的发展、所用、生根吗？当然，我们也可能认为有了充分地发展、所用、生根，情况就不一样了。既然不一样，那么就得讨论如何做到不一样，这不还是要回到我们需要建立中国社会学知识体系的学理问题上去？

再来看一下费老的提法。他说：“联系中国实际讲社会学和以社会学的研究来服务于中国社会的改革和建设”13是中国化的两项内容。我个人认为，这个提法比较其后来对“文化自觉”的呼吁，尚没有太多的本土化含义。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任何一个在中国从事社会学研究的人，无须本土化，也是这么认为的。一个不赞成本土化的人完全可以赞成联系中国实际讲社会学，以社会学来服务于中国社会的改革和建设，否则社会学只是大学专业中的一门学科，不切实际，不联系现实，大多数学生也不会选择这个专业，或者说，社会学本身的学科性质已决定了它必然是联系实际，服务于社会的（这就是本土化讨论是一个“不是问题的问题”的依据）。可见，无论是金耀基，还是费孝通，这里面的难题不是广义和狭义的问题，就是赞同不赞同，以及赞同了之后如何做到知识层面上出成果的问题。有了知识层面上的成果，才会有中国社会学主体性的证明和标志，否则也只是一种呐喊。如果我这时不将此问题窄化，那么从宽泛的意义上讲，社会学仅凭其在中国的发展，比如人才培养、学术交流、各种会议、各地学会设立、大量翻译评介，并走出象牙塔为民众服务，就是本土化了，那么它当然是广泛的，但这不是我想说的本土化的意思。

三、本土化的“问题意识”问题

对于发端于20 世纪30 年代的社会科学中国化到80 年代起从台湾地区兴起的社会与行为科学本土化之间跨越了约半个世纪，其间是否有“承续性”问题，周文与我也有不同的看法。我认为是一个见仁见智的争论。我们当然有理由认为，作为一个后发的本土化思潮竟然不知道原先已经有过一次本土化倡导，那肯定是不可能的。而以费孝通本人的生命历程看，也经历过这两个时段，比如，费孝通既是吴文藻建立的人类学中国学派的主要成员，又于1983年、1985年及1988年三度赴港参加了中国大陆、香港及台湾地区的社会科学家们举办的“现代化与中国文化科际研讨会”，之后亦有数次在香港地区、中国大陆、日本等地参加类似探讨会的经历。而第一次会议后出版的集子又取名为《现代化与中国化论集》，说明一系列的学术活动都有本土化的成分。14再加上台港地区的社会科学并未发生中国大陆曾有的中断情况，自然也是学统延续的。但我为何在我的文章中依然说“无传承性”呢？这不是出于我的无知，而是出于我的思考，因为我这里的含义不是从历史脉络出发的，而是从问题意识出发的。

我的观点是，20个世纪30年代—40年代的中国化讨论与80年代以来的本土化讨论之间存在着“问题意识”上的显著差异（这个差异在费老本人那里从恢复社会学的思考中没有多少变化，也是周文引用的那些观点，直至晚年，才有重大的突破15）。也就是说，前者讨论的中国化重点在于那些学成归来的社会科学家们如何将其所学的学科运用于中国社会，即所学如何所用，也叫“洋为中用”，这一点在我们上一节的讨论中已经看得很清楚了，即使进入到80 年代，老一辈社会学家们对社会学如何重建，还是持有类似的观点。而其基本含义也是承续洋务运动以来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只是在社会科学恢复以后其原本的“中学为体”更多地改成了坚持马列主义的指导。其实，体用观念的传承性也非社会学恢复重建才有，它在其他学术领域也一直持续着，比如李泽厚在80年代还提出过“西体中用”。16所以，30年代—40年代的社会学中国化问题，自有当时的历史情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