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社会学本土化要窄化对周晓虹教授的几点(5)_知识文库杂志社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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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社会学本土化要窄化对周晓虹教授的几点(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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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我个人意见来说，本土化的成果也隐含着普遍性。从事知识生产的学者都知道，研究人类也好，中国人也好，当地人也好，张三李四也好，都有普遍主义存在其中。不是因为研究了人类就有普遍主义，研究了张三和李四就没有普遍主义。社会学中的个案研究方法显然不是为特殊主义而设，让我们只关心张三和李四，而是指通过对他们的研究来关心人的某种类型或人的某种理论发现。我曾给西方学生讲过差序格局，他们也认为这有普遍性，我经常在做人情、面子和关系的讲演时，被多次问及其他社会是不是也会有人情、面子和关系。这些都在说明本土研究的出发点更多是从自己的社会文化开始的，甚至我们起步的概念也是本土的，但一旦演变成一种理论或解释框架的时候，其普遍性便会得到提示。一切问题其实在于，当我们确立了自己的研究对象后，我们“想回答”或者在什么层次上“想回答”什么问题。张三或李四也是人类中的一员，难道研究了他们，他们会是人类的例外？即使其身上的确有所例外或有独特之处，那么波普尔（K.Poppe）的“证伪”也会发挥作用，让普遍主义获得重新的定义。就此而论，多元化也好，普遍主义也好，本土化也好，它们都不应是西方社会学家们单独玩的游戏，而应该是不同地方的社会科学家共同参与的游戏。费孝通对此恳切地说：“我认为，西方的文化固然有它的优越性，但它不是完善的，起码它没有解决好人与自然的关系，所以这种文化所创造出来的人文世界还是不完整的，要想让它完整化，还需要其他的许多文化来共同参与。所以，不能强迫所有的文化都一致，要强迫所有国家和民族的文化都一致，这是大家不能接受的，也不可能接受的。”18文化上的差异性自然会导致学术思考与构成上的差异性。为什么关于本土化的讨论中会歧义丛生呢？因为许多中国社会学人担心我们如果本土化了，就参加不到他们的游戏里去了。而情况恰恰在于因为本土化了，社会学中的多元典范或者多元化的普遍主义才能注入新鲜的血液。欧博文（K.J.O’Brien）有一个观点，我十分赞同。他说：“社会科学中的很多概念和理论是根据西方的情况发展起来的，而各学科也假定这些概念和理论同样适用于中国这样的地方。但我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指出很多概念并不能很好地应用到其他情境，中国的经验证据就很容易‘击破’它们。制度化、代表、选举这些概念本身都不错，但它们深深根植于多元民主的预设之中。我们可以用中国的例子说明它们并非像大家想象得那样具有普遍性。这样做有助于完善理论，也表明在深化社会科学知识的过程中需要考虑亚洲的情况。”19所以在中国人与中国社会的研究上，有不少西方学者不但会期待有没有更加切合的解释中国社会方方面面的概念，而且也会期待对现有的理论框架作出改变。

四、社会学本土化的“窄化”理由

我现在想回应一下周文中指出的“在其本人耗时30 载研究的‘关系’‘人情’‘面子’等社会心理学或微观社会学的范畴之内，认定只有‘这些概念是本土社会学可以贡献给国际社会学的’”这一看法。

首先，我想声明的是，我自20 世纪80 年代末以来一直坚持这几个概念研究至今。但这只能说明每一个学者最终都会专注在一个专题领域耕耘，而不可能什么都研究，什么都懂，我也没有说过本土化就是研究这几个概念，而只能说，或许因为我相对熟悉这几个概念的研究及其进展，就会在讨论本土化的时候时常以这几个概念为例。当然，兴趣只是一个方面，关键问题显然不在这里。我之所以愿意付出整个学术人生于此，是因为这几个概念客观上早已对国际社会科学产生了重要影响，而不是本土化学者自己所宣称的那种贡献。我这里先从外围说起。比如在管理学的研究中，也有本土化的讨论。有学者曾做过这样的统计，他们“选择自1980年到2010年间发表于7本国际顶级管理学期刊的259篇中国情境实证研究以及《组织与管理评论》自2005年创刊以来的43个实证研究作为样本，结果表明，虽然越来越多有关中国情境的管理与组织论文被发表，但这些论文在过去的30 年间，仅贡献了三个新概念，市场转型（market transition）、网络资本主义（network capitalism）和关系（guanxi），而在概念间关系的解释逻辑方面，并没有发展出真正中国本土的理论体系，只是贡献了儒家思想中的一些概念（如面子、人情、仁、报等）而已。此外，虽然使用亚洲数据的论文，在数量也有了显著增长，但其理论框架大多还是西方现有的，鲜有创新与发展”。20从这里提供的论文篇数及涉及的中国管理学贡献，我们就可以清楚地意识到，三个概念的确少了一点，但足以把中国管理学界丢到地上的面子捡起来。更加重要的是这三个概念是什么呢？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关系”，“网络资本主义”其实也是“关系”的延伸性讨论，或许，“市场转型”的机制中也有以“关系运作”进行解释的部分。高伟定（Redding S.Gordon）和伍锡洪（Ng Sik Hung）在实证研究基础上也指出：“在考虑东方社会和脸面相关的价值观时，重要的一点是，每一个案都表明它是核心要素，通常也是最重要的，而不是什么边缘的或附带的对行为的影响。”21